水口缺水時——1960年代的水資源變化 自給農業生活的終結
撰文／蔡志厚
水口，顧名思義是河溪流入大海的出口。 這個鹹淡水交匯之處，今日看來，水資源相當豐沛。 由嶼南道往水口沙坪欣賞「天空之鏡」的時候，不難留意到沿路一片由荒廢農田演變而成的濕地，不少黃牛、鷺鳥及各種兩棲類、爬蟲類在這濕潤的自然環境下繁衍生息。 看上去水口得天獨厚，從來都不缺乏水源。然而，當我們回顧歷史，發現這個以水為名的地方，竟也經歷過一段缺水的日子。這段日子也標誌着水口自給型農業的生活型態步入終結。
水口村陳、池、馮三姓原居民，在水口生活接近400年，過往以種植水稻和蔬果為生。1941年4月，香港政府着手研究「大嶼山新村建設計劃」，並就大嶼山多處的水資源進行調查，當時估計水口可使用之水量為每日40,000加侖1，足以應付這個小村落的日常所需2,3。 戰後香港人口急劇上升，食水需求大增；加上工業蓬勃發展，水資源供應不足，成為長期困擾香港社會發展的一大問題。1949年政府開始考慮在大欖涌或大嶼山興建新水塘，當時工務局認為大欖涌方案較為可行4，原因是大欖涌本身是河谷，引水工程相對簡單容易。大嶼山雖然有充足的水資源，但島內沒有大河溪，需要興建大型引水道，將各個分散的河谷溪流匯合，並要鋪設海底水管，連接港島的供水系統，工程複雜，且成本高昂，難以負擔5。
然而，隨着人口膨脹，工商業用水需求增加，迫使政府認真考慮這個昂貴的計劃——取用大嶼山的水資源。1955 年初，財政司歧樂嘉（Arthur Grenfell Clarke）在立法局上指出，大欖涌水塘建成後仍不足以應付需求，政府已委託顧問公司在大嶼山兩處選址作評估6，分別為東涌和石壁，顧問公司認為在東涌建水塘涉及收地賠償等，成本太高，最終選擇在石壁開闢新水塘。同年10 月政府在石壁設立臨時辦事處，開始勘測工作7。 1958年10月4日，政府正式宣布興建石壁水塘，工程長達五年，1963年11月28日才峻工。如前所述，大嶼山的水資源相對分散，需要不同的引水道包括明渠和隧道等，引導至水塘。1958年水務局提供給新界民政署的地圖中，就有六個不同的集水區，西南至接近分流，西北接近羗山，東至散石灣以北、貝澳以西，北至深屈附近，範圍廣泛。大嶼山西南部大部分水資源都被截流，輸送往新建設的石壁水塘8。
石壁水塘引水區（A-F）示意圖
左：石壁水塘興建前的大嶼山西部（1957）右：今日石壁水塘及其相關引水道、集水區範圍
政府檔案署多份與石壁水塘相關之文件，均運用了1957年之香港地圖，並在上繪畫了A至F六個集水區域。此比較圖結合了該份地圖（現存澳洲國立圖書館），以及香港政府「開放數據平台」之引水道及集水區地理資料。石壁水塘集水區共分為A至F六個區域，範圍西南至接近分流，西北接近羗山，東至散石灣以北、貝澳以西，北至深屈附近，影響甚廣。圖片及資料來源：澳洲國立圖書館（https://nla.gov.au/nla.obj-233599182/）、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HKRS934-4-33、香港政府「開放數據平台」
農耕作業需要穩定水源灌溉，但南大嶼各村村民憂慮大規模的引水道工程會導致水源不足。有見及此，1958年12月底新界民政署署長何禮文（David Ronald Holmes）特別去信成立不久的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，承諾將工程的影響減至最低，並保證農業用水不受任何影響9。 信中的第六點作出以下承諾：
There is absolutely no danger of essential water being taken away from your fields. I can give you an undertaking that only water not required for agriculture or for domestic use in the villages will be diverted to the Shek Pik Reservoir10.（田地所需的水源，絕無被取走的風險。本人可以向你承諾，只有農業或家居用途以外的水源才會被引往石壁水塘。）
1960年，水塘工程承建商開始在水口村後山開闢引水道，惹起村民懷疑和不滿。新界民政署南約理民官許舒（James William Hayes）嘗試以躉符儀式11安撫村民，化解危機12，同時催促水務局儘快完成水口村食水街喉工程，並留意引水道工程狀況，避免影響水口村民。事件解決後，他要求水務局與其屬下土地助理A.J. Evans保持緊密聯繫，確保工程順利進行13。 然而，1962年1月，許舒接到水口村代表陳福維投訴，指村內食水短缺，水務局安裝的水喉，打開後只有水滴流出。許舒估計是石壁至貝澳的引水隧道工程影響了水源14。同年2月他再到水口視察，發現仍然缺水，村民只能在一個淺窄的舊水池取水使用，水務局新建的供水系統無法取水15。3月中他再到水口跟進事件時，情況仍未改善。村代表不滿，指責政府沒有找尋替代的水源，違背何禮文早前的承諾16。 同年5月，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主席張志誠去信離島理民府，指引水道工程影響灌溉用水供應，波及水口、塘福、上下長沙、散石灣及貝澳西部的農地。信中指村代表曾到引水道考察，發現引水道有充足水源，惟上述各村農田卻缺水插秧，部分禾苗亦因缺水生長而枯萎。委員會通過決議要求政府加建蓄水池，並儘快作出改善措施，維持村民生計17。 1962年7月，許舒向新界民政署匯報南大嶼欠缺灌溉用水情況時，曾統計五處鄉村的缺水情況，水口約29英畝農地中，有8畝農地缺水，雖然較其他村落情況為佳18，但他亦強調此數字未有計及嶼南道以北的荒廢農地，若然日後村民打算復耕，實際的影響會更大。此外，水口食水供應也未有改善，即使換了另一處溪流作取水地點，仍然供水不足。村民帶許舒到工程展開前的取水位置視察，原本常年有水的廣闊溪流，已變成乾涸的河床19。 1962年9月，水務局終於向許舒承認，引水隧道工程影響塘福至水口一帶的灌溉用水，並同意為該段隧道以南的農地提供賠償20。10月許舒再向水務局詳細報告水口村的灌溉情況，並總結問題源於村內主要溪流受工程影響，水源不足以灌溉大片田地及提供食水予村民。他又指，在引水隧道工程完成之前，問題會繼續存在，而工程過後的實際影響，可能要多等幾年才能得知。他提議水務局考慮安裝儲水設備，旱季時儘量保存水源供村民使用21。 1964年，第六屆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主席溫安在就職典禮致辭時，總結了石壁水塘工程對水口以至南大嶼各村的影響：
「本區農田灌溉，大部份（分）本來是不感缺乏的，自從當局為着應付本港三百多萬人口食水，用鉅資在石壁建設水塘，這些有益的建設，本來是無可非議的。可是，石壁水塘自開始建築以至完成，在水道所經的水口、塘福、長沙上下村、散石灣等各村，和杯澳（貝澳）西面的田地灌溉水利都受到直接或間接嚴重的不良影響，以前常年沒有斷流的水坑，自石壁水塘各種水道建築以後，雖在大雨後，沒有多天便乾涸了，以致上述各處的田地灌溉水量常感不足，甚至已經生長的農作物，因灌溉間斷而枯萎，或沒有雨水便不能適時耕種......政府當局建石壁水塘是為香港居民造福，倘此損而彼利，便太不公平了22。」
被石壁水塘工程截取的水源，對水口以至南大嶼各村造成長遠影響，不可逆轉。水塘落成10多年後，許舒在1977年10月再訪南大嶼，有村民向他抱怨，農業用水已被引水道截走，種植水稻已不可為23。2021年底，香港觀鳥會在水口開展生境管理和復耕工作，當時村民反映昔日水口至少有兩三處天然水源灌溉農地，如今復耕的稻田，只剩水口村村公所後方及鳳凰徑引水道流下來的水源可用24。
在嶼南道和石壁水塘工程開展前，水口與南大嶼以至新界很多村落一樣，基本上是個自給型的農業社會。老一輩村民向水口手記團隊講述過往的生活形態時，都會提到種植的農作物，包括稻米和蔬果等，主要滿足家庭的需求，剩餘作物才會運往長洲販售或交換物資。 這種自給型的農業生活形態，1950年代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轉變。許舒在其著作《新界百年史》指出，戰後香港以出口貿易帶動工業快速成長，城市發展帶來更多工作機會、更高工資和更佳生活環境，鄉村社會對此並非毫無知覺25。不少青壯年男性到城市甚至海外謀生，女性亦開始接受教育，更被新興工廠或家庭式手工業所吸納，收入漸趨穩定，開始擺脫農村生活26。 與此同時，政府不斷以資助或基建等各種形式，改善新界鄉村的基礎設施和生活條件，如電力、交通、醫療、教育等，水口學校及延伸往水口的嶼南道也先後在1950年代完成。戰後政府特別成立的農林漁業管理處，教導農民防治蟲害和疫病等，民間亦有嘉道理農業輔助會（KAAA）等機構，為有需要的農民提供培訓、資源和免息貸款。然而再多的支援，也無法消弭農業本身難以避免的不確定性。1960 年代惡劣的天氣環境進一步加劇鄉村青壯人口流走。當時的漁農處（現稱漁農自然護理署）高級農業專員黃成達27指出，1963至1966年間新界農民的經濟情況最差，即使兼種蔬菜或番薯亦無補於事28。此外，1963年是香港有記錄以來雨水最少的一年，全年雨量只有901.1毫米29，乾旱情況至1964年下半年才有改善30。但到了1966年又轉向極端，單是6月的雨量便高達962.9毫米，6月11至13日更暴雨成災，對香港造成廣泛破壞31。 農業需要穩定的水資源才能有效運作。1960年代水口的水資源因水塘工程被截取，加上氣候不穩定，耕作已漸漸不可為。為求更安穩的生活，不少1950至1960年代出生成長的村民，在村內接受基礎的小學教育後，就往市區學校讀書、工作及成家立室；留在村內的，部分人加入水務局、漁農處等政府部門工作，不再務農為生。 水口因水而得名。因為充足的水資源，水口村的先祖輩在此立村，過着自給的農業生活。惟自1960年代開始，水口的水資源被城市截取，無法再滋養這個小村落的人口，不少村民亦跟隨香港社會的急速工業化而流入城市。水口近400年來的自給型農業生活形態，亦自此告一段落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