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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口缺水時——1960年代的水資源變化 自給農業生活的終結

撰文/蔡志厚

水口,顧名思義是河溪流入大海的出口。 這個鹹淡水交匯之處,今日看來,水資源相當豐沛。 由嶼南道往水口沙坪欣賞「天空之鏡」的時候,不難留意到沿路一片由荒廢農田演變而成的濕地,不少黃牛、鷺鳥及各種兩棲類、爬蟲類在這濕潤的自然環境下繁衍生息。 看上去水口得天獨厚,從來都不缺乏水源。然而,當我們回顧歷史,發現這個以水為名的地方,竟也經歷過一段缺水的日子。這段日子也標誌着水口自給型農業的生活型態步入終結。
水口村陳、池、馮三姓村民,居於水口至少300多年,農田過往以種植水稻和蔬果為主。1941年4月,香港政府着手研究「大嶼山新村建設計劃」,曾就大嶼山多處的水資源進行調查,當時估計水口可使用之水量為每日40,000加侖1,足以應付這個小村落的日常所需2 3。 戰後香港人口急劇上升,食水需求大增;加上工業蓬勃發展,水資源供應不足,成為長期困擾香港社會發展的一大問題。1949年政府開始考慮在大欖涌或大嶼山興建新水塘,當時工務局認為大欖涌方案較為可行4,原因是大欖涌本身是河谷,引水工程相對簡單容易。大嶼山雖然有充足的水資源,但島內沒有大河溪,需要興建大型引水道,將各個分散的河谷溪流匯合,並要鋪設海底水管,連接港島的供水系統,工程複雜,且成本高昂,難以負擔5。
這張1924年英軍拍攝的高空照片除標示了水口村位置外,亦標記了多條溪流。足見當年水資源之豐富。 圖片來源:hkmaps.hk / National Collection of Aerial Photography (United Kingdom)
然而,隨着人口膨漲,工商業用水需求增加,迫使政府認真考慮這個昂貴的計劃——取用大嶼山的水資源。1955年初,財政司歧樂嘉(Arthur Grenfell Clarke)在立法局上指,大欖涌水塘建成後仍不足以應付需求,政府已委託顧問公司在大嶼山兩處選址作評估6,分別為東涌和石壁,顧問公司認為在東涌建水塘涉及收地賠償等,成本太高,最終選擇在石壁開闢新水塘。同年10月政府在石壁設立臨時辦事處,開始測勘工作7。 1958年10月4日,政府正式宣布興建石壁水塘,工程長達五年,1963年11月28日才峻工。如前所述,大嶼山的水資源相對分散,需要不同的引水道包括明渠和隧道等,引導至水塘。1958年水務局提供給新界民政署的地圖中,就有六個不同的集水區,西南至接近分流,西北接近羗山,東至散石灣以北、貝澳以西,北至深屈附近,範圍廣泛,大嶼山西南部大部分水資源都被截流,輸送往新建設的石壁水塘8。

石壁水塘引水區(A-F)示意圖
左:石壁水塘興建前的大嶼山西部(1957)右:今日石壁水塘及其相關引水道、集水區範圍
政府檔案署多份與石壁水塘相關之文件,均運用了1957年之香港地圖,並在上繪畫了A至F六個集水區域。此比較圖結合了該份地圖(現存澳洲國立圖書館),以及香港政府「開放數據平台」之引水道及集水區地理資料。石壁水塘集水區共分為A至F六個區域,範圍西南至接近分流,西北接近羗山,東至散石灣以北、貝澳以西,北至深屈附近,影響甚廣。圖片及資料來源:澳洲國立圖書館(https://nla.gov.au/nla.obj-233599182/)、香港政府檔案處歷史檔案HKRS934-4-33、香港政府「開放數據平台」

農耕作業需要穩定水源灌溉,但南大嶼各村村民憂慮大規模的引水道工程會導致水源不足。有見及此,1958年12月底新界民政署署長何禮文(David Ronald Holmes)特別去信成立不久的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,承諾將工程的影響減至最低,並保證農業用水不受任何影響9。 信中的第六點作出以下承諾:

There is absolutely no danger of essential water being taken away from your fields. I can give you an undertaking that only water not required for agriculture or for domestic use in the villages will be diverted to the Shek Pik Reservoir10.(田地所需的水源,絕無被取走的風險。本人可以向你承諾,只有農業或家居用途以外的水源才會被引往石壁水塘。)

1960年,水塘工程承建商開始在水口村後山開闢引水道,惹起村民懷疑和不滿。新界民政署南約理民官許舒(James William Hayes)嘗試以躉符儀式安撫村民,化解危機11,同時催促水務局盡快完成水口村食水街喉工程,並留意引水道工程狀況,避免影響水口村民。事件解決後,他要求水務局與其屬下土地助理A.J. Evans保持緊密聯繫,確保工程順利進行12。 然而,1962年1月,許舒接到水口村代表陳福維投訴,指村內食水短缺,水務局安裝的水喉,打開後只有水滴流出。許舒估計是石壁至貝澳的引水隧道工程影響了水源。同年2月他再到水口視察,發現仍然缺水,村民只能在一個淺窄的舊水池取水使用,水務局新建的供水系統無法取水。3月中他再到水口跟進事件時,情況仍未改善。村代表不滿,指責政府沒有找尋替代的水源,違背何禮文早前的承諾13。 同年5月,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主席張志誠去信離島理民府,指引水道工程影響灌溉用水供應,波及水口、塘福、上下長沙、散石灣及貝澳西部的農地。信中指村代表曾到引水道考察,發現引水道有充足水源,惟上述各村農田卻缺水插秧,部分禾苗亦因缺水生長而枯萎。委員會通過決議要求政府加建蓄水池,並盡快作出改善措施,維持村民生計14。 1962年7月,許舒向新界民政署匯報南大嶼欠缺灌溉用水情況時,曾統計五處鄉村的缺水情況,水口約29英畝農地中,有8畝農地缺水,雖然較其他村落情況為佳15,但他亦強調此數字未有計及嶼南道以北的荒廢農地,若然日後村民打算復耕,實際的影響會更大。此外,水口食水供應也未有改善,即使換了另一處溪流作取水地點,仍供水不足。村民帶許舒到工程展開前的取水位置視察,原本常年有水的廣闊溪流,已變成乾涸的河床16。 1962年9月,水務局終於向許舒承認,引水隧道工程影響塘福至水口一帶的灌溉用水,並同意為該段隧道以南的農地提供賠償。10月許舒再向水務局詳細報告水口村的灌溉情況,並總結問題源於村內三條主要溪流受工程影響,水源不足以灌溉大片田地及提供食水予村民。他又指,在引水隧道工程完成之前,問題會繼續存在,而工程過後的實際影響,可能要多等幾年才能得知。他提議水務局考慮安裝儲水設備,旱季時盡量保存水源供村民使用17。 1964年,第六屆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主席溫安在就職典禮致辭時,總結了石壁水塘工程對水口以至南大嶼各村的影響:

「本區農田灌溉,大部份(分)本來是不感缺乏的,自從當局為着應付本港三百多萬人口食水,用鉅資在石壁建設水塘,這些有益的建設,本來是無可非議的。可是,石壁水塘自開始建築以至完成,在水道所經的水口、塘福、長沙上下村、散石灣等各村,和杯澳(貝澳)西面的田地灌溉水利都受到直接或間接嚴重的不良影響,以前常年沒有斷流的水坑,自石壁水塘各種水道建築以後,雖在大雨後,沒有多天便乾涸了,以致上述各處的田地灌溉水量常感不足,甚至已經生長的農作物,因灌溉間斷而枯萎,或沒有雨水便不能適時耕種......政府當局建石壁水塘是為香港居民造福,倘此損而彼利,便太不公平了。」18

被石壁水塘工程截取的水源,對水口以至南大嶼各村造成長遠影響,不可逆轉。水塘落成十多年後,許舒在1977年10月再訪南大嶼,有村民向他抱怨,農業用水已被引水道截走,種植水稻已不可為19。2021年底,香港觀鳥會在水口開展生境管理和復耕工作,村民向項目經理張家駿表示,昔日水口至少有兩三處天然水源灌溉農地,如今復耕的稻田,只剩水口村村公所後方及鳳凰徑引水道流下來的水源可用20。
昔日水口村民使用之十二齒耙,現於村內復修之禾寮展出。水資源的流失,加上香港工業化帶來的經濟及社會流動,昔日的農業社會面貌一去不返。
在嶼南道和石壁水塘工程開始之前,水口與南大嶼以至新界很多村落一樣,基本上是個自給型的農業社會。老一輩村民向我們講述過往的生活形態時,多會提到種植的農作物,包括稻米和蔬果等,主要滿足家庭的需求,剩餘作物才會運往長洲販售或交換物資。 這種自給型的農業生活形態,1950年代開始出現了明顯的轉變。許舒在其著作《新界百年史》指出,戰後香港以出口貿易帶動工業快速成長,城市發展帶來更多工作機會、更高工資和更佳生活環境,鄉村社會對此並非毫無知覺21。不少青壯年男性到城市甚至海外謀生,女性亦開始接受教育,更被新興工廠或家庭式手工業所吸納,收入漸趨穩定,開始擺脫農村生活22。 與此同時,政府不斷以資助或基建等各種形式,改善新界鄉村的基礎設施和生活條件,如電力、交通、醫療、教育等,水口學校及延伸往水口的嶼南道也先後在1950年代完成。戰後政府特別成立的農林漁業管理處,教導農民防治蟲害和疫病等,民間亦有嘉道理農業輔助會(KAAA)等機構,為有需要的農民提供培訓、資源和免息貸款。然而再多的支援,也無法消弭農業本身難以避免的不確定性。1960年代惡劣的天氣環境進一步加劇鄉村青壯人口流走。當時的漁農處( 現稱漁農自然護理署)高級農業專員黃成達23指出,1963至1966年間新界農民的經濟情況最差,即使兼種蔬菜或番薯亦無補於事24。此外,1963年是香港有記錄以來雨水最少的一年,全年雨量只有901.1毫米25,乾旱情況至1964年下半年才有改善26。但到了1966年又轉向極端,單是6月的雨量便高達962.9毫米,6月11至13日更暴雨成災,對香港造成廣泛破壞27。 農業需要穩定的水資源才能有效運作。1960年代水口的水資源因水塘工程被截取,加上氣候不穩定,耕作已漸漸不可為。為求更安穩的生活,不少五六十年代出生成長的村民,在村內接受基礎的小學教育後,就往市區學校讀書、工作及成家立室;留在村內的,部分人加入水務局、漁農處等政府部門工作,不再務農為生。 水口因水而得名。因為充足的水資源,水口村的先祖輩在此立村,過着自給的農業生活。惟自1960年代開始,水口的水資源被城市截取,無法再滋養這個小村落的人口,不少村民亦跟隨香港社會的急速工業化而流入城市。水口300多年來的自給型農業生活形態,亦自此告一段落。

  1. 「大嶼山水源不成問題 醫務總監司徒永覺談至少可供萬五千人用」,《大公報》,1941年4月10日。
  2. 1899至1957年間水口村人口介乎80至214人。石壁水塘興建前(1957)有142人,現今約有200人居住。見可持續大嶼辦事處、香港中文大學(2022),《大嶼山貝澳、水口及鄰近地區文化及歷史研究報告》,頁322。
  3. 1加侖約等於3.785公升,40,000加侖即約151,400公升。如以200人計算,平均每人每日有757公升可用水源。
  4. 香港政府檔案處 HKRS41-1-5489. “Water Supply - Water Resources at Lantao Island”, 9.7.1949 - 8.1.1959.
  5. 工務局認為在大嶼山興建水塘對解決水荒幫助有限,支出更是難以負擔(Prohibitive)的,必需勘測來評估是否可行。見香港政府檔案處 HKRS41-1-5489. “Water Supply - Water Resources at Lantao Island”, 9.7.1949 - 8.1.1959.
  6.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(1955). Official Report of Proceedings, Meeting of 2nd March, 1955, PP. 54-55. Available at: 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1955/h550302.pdf
  7. 「大嶼山擬建新水塘 位石壁山谷即將進行勘察工作 建成後由海底水管供港島食水」,《大公報》,1955年10月7日。
  8. 香港政府檔案處 HKRS934-4-33. “Shek Pik Catchwaters and Treatment Works”, 28.5.1958 - 5.3.1963.
  9. 香港政府檔案處 HKRS934-9-60. “Shek Pik Reservoir - Resettlement of Displaced Villagers”, 27.8.1956 - 16.11.1959.
  10. 同上。
  11. 香港政府檔案處 HKRS934-4-33. “Shek Pik Catchwaters and Treatment Works”, 28.5.1958 - 5.3.1963.
  12. 同上。
  13. 同上。
  14. 香港政府檔案處 HKRS934-4-33. “Shek Pik Catchwaters and Treatment Works”, 28.5.1958 - 5.3.1963.
  15. 同上。
  16. 同上。
  17. 同上。
  18. 摘自〈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 第六屆執行委員及職員就職典禮大會 主席致開會詞〉。香港政府檔案處 HKRS407-1-14, “South Lantao Rural Committee", 16.7.1957 - 26.7.1968.
  19. 見許舒(2016),《新界百年史》,頁170。
  20. 見黃怡穎(2024年9月30日),〈復耕三年,只為一碗「水口米」?香港觀鳥會項目經理張家駿:「稻米可以吸引鵐科雀鳥停留、覓食,是它們長途遷徙的中途補給站。」〉。《明周文化》,取自 https://www.mpweekly.com/culture/%e9%a3%b2%e9%a3%9f/%e6%b0%b4%e5%8f%a3%e7%b1%b3-%e9%a6%99%e6%b8%af%e8%a7%80%e9%b3%a5%e6%9c%83-%e4%bf%9d%e8%82%b2-244183
  21. 見許舒(2016),《新界百年史》,頁170。
  22. 許舒以其出任南約理民官時西貢的情況作例子,亦引用瑞典人類學家約蘭.艾默(Goran Aijmer)六十年代在沙田的觀察,婦女不論已婚或未婚,不少都到工廠作散工,甚至從事體力勞動。見許舒(2016),《新界百年史》,頁166-168。
  23. 黃成達(1923-2005)為香港著名農業專家,漁農處前副處長、香港大學嘉道理農業研究所創所所長。1949年加入香港漁農處,曾被派往英國政府主辦的農業學院深造,回港後再在港大研究農業地理學,獲港大頒哲學博士榮銜。
  24. Wong C.T. (1971). “Uses of Agricultural Land: Some Changes in New Territories Farming Patterns”. The changing face of Hong Kong : proceedings of a week-end symposium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, PP. 17-35.
  25. 見香港天文台,〈一九六三年每月數據摘錄〉,取自https://www.weather.gov.hk/tc/cis/monthlyExtract.htm?y=1963
  26. 見香港天文台,〈一九六四年每月數據摘錄〉,取自https://www.weather.gov.hk/tc/cis/monthlyExtract.htm?y=1964
  27. 雨災造成64人死亡、48人失蹤、災民人數達6,183人。新界的荃灣、青山(屯門)、離島、大埔、元朗等地均受災。見何沛然(2003),《風雲可測:香港天文台與社會的變遷》,頁117。香港:香港大學出版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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